目的 探讨与乳腺癌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therapy, NAT）后肿瘤收缩模式相关的基线MRI特征及临床病理因素，并构建早期预测收缩模式的诺莫图。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院确诊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并完成NAT和手术切除的连续性病例272例，随机分为训练组（190例）和验证组（82例）。根据NAT前后MRI上肿瘤形态和大小变化将收supporting medium缩模式分为I类收缩（完全缓解、向心性收缩）和Ⅱ类收缩（非向心性收缩、疾病稳定及进展）。收集患者临床信息、肿瘤病理信息（分化程度、免疫组化分子分型等），以及基线MRI特征（包括强化方式、强化程度半定量参数等）。依次采用单因素、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寻找有效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评价模型并筛选最佳模型构建诺莫图。结果 NAT后表现为I类收缩和Ⅱ类收缩的病例数分别为174例（占比64.0%）和98例（36.0%）。基线MRIBerzosertib小鼠强化方式和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 HR）与收缩模式独立相关，各自预测Ⅱ类收缩的AUC分别为0.844 [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CI）:0.784～0.892]和0.593(95%CI:0.519～0.663)。结合二者建立综合预测模型，AUC为0.890(95%CI:0.837～0.931)，高于任意单一参数（P<0.05）。基于综合预测模型构建诺莫图，在验证组预测Ⅱ类收缩模式的AUC为0.871(95%CI:0.779～0.935)，训练MG132体内组与验证组的准确度分别为85.8%和82.9%。结论 MRI非单肿块强化和HR阳性是乳腺癌NAT后Ⅱ类收缩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强化方式和HR进行简单分析可为NAT降期保乳的可行性及效果提供合理预估，有利于临床制订合理的多学科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