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以健康生态学理论和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为框架,旨在了解中国农村老年人抑郁的现况,探究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重点探讨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关联,并分析不同性别抑郁影响因素的差异,不同抑郁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村老年人生命质量,制定实施相关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参考依据。方法: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CH ARLS)2018年数据,选择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构建分析数据库。基于健康生态学理论,从个人特征、行为特点、人际网络、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政策环境五个层面探讨抑郁的影响因素。利用软件SPSS26.0,采用构成比(%)和均数±标准差((?)±s)进行一般统计学描述;采用χ~2检验、非条件二分类分层Logistic回归探讨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采用Spearman相关探讨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4.0程序中的模型4探讨变量之间的简单中介效应;采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严重程度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1.本研究共纳入中国农村老年人5660名,共检出抑郁2331人(41.1Multiple markers of viral infections8%),抑郁量表平均得分9.21±6.772分。其中,男性抑郁检出率为33.05%,女性抑郁检出率为49.47%。60岁～69岁抑郁检出率为40.32%,70岁～79岁抑郁检出率为43.48%,≥80岁抑郁检出率为38.92%。2.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平均年龄:(67.90±5.999)岁,其中60～69岁3775人(66.70%)、70～79岁1603人(28.32%)、≥80岁282人(4.98%),男性2856人(50.46%),女性2804人(49.54%)、受教育程度为文盲3267人(57.72%)。3.中国农村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层面:性别、慢性病的数量、健康满意度、日常活动能力;行为特点层面:吸烟、饮酒;人际网络层面:子女探望、联系父母、婚姻满意度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满意度;打麻将、下棋、去社区活动室,跳舞健身等活动、上网;社区体育设施、帮助老年人的组织、老年协会;生活和工作条件层面: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支出等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日常活动能力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罹患慢性selleck合成病数量和抑郁症状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17.26%),中介效应为(95%CI:0.1287～0.1935)。5.中国农村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层面:女性(OR=1.406,95%CI:1.170～1.689),患有≥3种慢性病(OR=1.736,95%CI:1.447～2.082),日常活动能力受限(OR=1.968,95%CI:1.726～2.244)出现抑郁的可能性更高。人际网络层面:获得子女探望的父母(OR=0.769,95%CI:0.649～0.913),参加跳舞或其他健身组织(OR=0.662,95%CI:0.480～0.913)出现抑郁的可能性更低;对婚姻状况不满意(OR=2.978,95%CI:2.304～3.849),父母对子女评价为“一点也不满意”(OR=3.640,95%CI:1.736～7.635)出现抑郁的可能性更高。生活和工作条件层面:高中及以上学历(OR=0.737,95%CI:0.544～0.999),家庭月支出>2000元(OR=0.757,95%CI:0.635～0.902)出现抑郁的可能性更低。6.不同性别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获得子女探望(OR=0.639,95%CI:0.494～0.828),给予子女经济支持(OR=0.705,95%CIMC3分子式:0.537～0.925),居住地具有帮助老年人的组织(OR=0.700,95%CI:0.554～0.883)的女性老年人出现抑郁的可能性更低。参与健身等活动(OR=0.395,95%CI:0.189～0.828),参与上网(OR=0.535,95%CI:0.309～0.928)的男性老年人出现抑郁的可能性更低。7.不同抑郁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的有序多分类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月支出>2000元(OR=0.793,95%CI:0.634～0.952),获得子女探望的父母(OR=0.801,95%CI:0.648～0.954),社区具有帮助老年人的组织(OR=0.844,95%CI:0.689～0.999)出现抑郁的严重程度更轻。女性(OR=1.342,95%CI:1.173～1.510),罹患≥3种慢性病(OR=1.702,95%CI:1.534～1.871),日常活动能力受限(OR=1.914,95%CI:1.794～2.033),婚姻满意度为不满意(OR=2.622,95%CI:2.414～2.830)出现抑郁的严重程度更重。结论:1.中国农村老年人群抑郁检出水平较高,需引起重点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仍然是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但是社会活动参与率较低,社区支持的可及性相对较差。2.日常活动能力受限在中国农村老年人慢性病与抑郁症状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在健康生态学理论框架下,个人特征层面:女性、患有多种慢性病、自评健康满意度差、日常活动能力受限;人际网络层面:未获得子女探访/月、获得子女经济支持、未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婚姻满意度差、对子女的满意度差、未参加体育锻炼;生活和工作条件层面:低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月支出都增加了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及抑郁的严重程度。